前10月宏观经济持续向好

[65]Vgl.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a.M.: Suhrkamp,1984,S.60 ff. [66]参见[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以下。

这首先是基于待决法律状态，因法律效果未确定有待法律进一步评价而从属新法效力范围的形式逻辑判断。新的赔偿、补偿法律规则作为立法或政策进化更新的成果，相比不合时宜的旧法规定，应当获得优先适用。

第31条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工伤认定的这两种效力，不受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影响。(二)过渡法规则中的连接点 过渡法中的连接点涉及两条时间轴和具体节点的确定：一是新法取代旧法，其中客观的时间节点为新法生效。指引损害救济新旧法适用选择的过渡法规则为何以及如何确定，首先是传统法律溯及既往理论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其次是法律原则具体规则化的证立理论与方法未直接关注的问题。这种主张的潜在逻辑是，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使工伤认定未完成。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必须适用有利于当事人的新法，否则，有利的法律溯及仅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而存在。

理由是新条例第31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后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支付工伤职工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其中，法律的安定性、新法优越以及法律适用统一性原则等，属于形式原则(理由)。[22]参见前引[20]，舒国滢文，第8页。

[15]同时，历史法学将历史的与教义的作为对立概念来使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以点滴积累和水磨之功将正处于萌芽阶段的我国法律评注编纂工作推展前进，是形成中国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将案例指导制度作为重要一环，指导性案例已经引发学界的追踪与研究。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第27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机关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

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既能促进法的安定性，又有助于融贯法律体系的建构，因而对于任意类型的法治都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当公民可以相对确定地估计到其决定的法律后果时，他的自由才会得到法律的确保。

两者背后的政治—道德理念是一致的，公法和私法的许多规范可以此理念为基础被重述为一个新的体系。如果能证明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与这种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那么法教义学与任意类型法治观念之间的联系都将得到证成。法律评注是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集中展现。法教义学指涉单个法律体系的实在法，而在所有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又都可以区分出诸多特殊法教义学，如民法教义学、刑法教义学、宪法教义学等。

例如，对于我国物权法第16条规定的不动产登记簿制度，存在着推定力和公信力的解释之别。[54]在这几层含义中，最核心的是可预测性的要求。国外的方法论学者多为某一部门法领域的专家，他们的方法论主张与对部门法实务案例的接触密切相关。[48]若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法治，那么这个概念本身就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它仅仅被认为是治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在任何存在法律的社会都可能存在这种意义上的法治。

在依法而治的观念下，法治被等同于一种特定的政府治理方式，即政府无论做什么事情，它都应该凭借法律行事。国内法学方法论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2000年之后一度成为显学，但近年来有趋冷的趋势。

[13]在这种背景下，历史法学将教义学这一概念正式引入法学之中，并使得这一术语日益流行。没有法律体系能够放弃这一功能，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脱离特定教义学基本要素的法律体系。

唯有如此，才能构筑出科学和理性的良法，为中国法治建设夯实基础。由于当代各国法律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相互影响和借鉴的产物，一些基本概念如法律规范、法律效力、权利、义务、违法、责任、制裁等，基本存在于所有类似的法律体系之中，如此就产生了关于实在法的一般法学理论即一般法学说的需要。所以，法教义学上当采后者。[70]例如，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其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赔偿。合宪性解释其实是一种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混合体。中国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运用普适性的教义学方法，又要塑造本土化的教义学知识体系。

从这一角度看，法教义学的筛选具有单向性，因为法律系统是一种认知上开放但运作上封闭的系统。利益法学反对将概念—体系的建构作为法学的中心任务。

当然，反对单纯照搬西方学说，尤其是特定西方国家的学说，并不是说方法论研究不具有一般性。【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20]参见舒国滢：《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的法学建构：理论与方法》，《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2期，第5页。它认为，法教义学只关注偶然立法的产物，但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28]因而无法成为关注客观规律的科学。

立法者公开颁布的规范只是一堆经验材料，它们并不能自动形成科学意义上的体系，体系化功能只有在法律人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后才能实现。所以，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包含着两方面的要素：在价值目标上，它以法的安定性作为构成要素。再比如，在中国学界目前关于国家所有（权）和财产权的限制问题的讨论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财产观与社会主义的理念可以将宪法和民法有关所有制和财产的规定进行整理重述，统合为新的财产法律体系。后者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00页以下。

[68]法教义学恰恰可以促进这种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所谓下不来，是说以往的研究缺乏对司法实务的关注，方法论研究就无法落地。

恰在这里，法教义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维系合法性原则、控制国家权力边界的功能。法律体系应当是连贯的，意味着法律体系不应为同一类案件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兼容的解决办法。

将法治等同于形式合法性的法治版本，在依法而治之外附加了一些更严格的条件。四、中国法教义学体系的形成 为了确保法的安定性，建构融贯的中国法律体系，就必须形成中国的法教义学体系。

[67] 其次，法教义学可以确保形式上的自由与平等。罗马法复兴运动时期，教义的绝对正确性和受权威的拘束的思想被一再强调。[21]参见前引[9]，Franz Wieacker书，第430页以下。法学家们摒弃了古代实在法文本的权威，在人类共同生活的法则中找到了新的基本真理，这些真理可以通过只由公理确定的理性运用来认识。

完整性的匮乏可能来自于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因为法律体系没有为某类案件提供解决办法，此时就出现了规范漏洞。[78]在这一过程中，法教义学会澄清法秩序背后隐藏的要素，明确相关规范或概念的含义，推导出新的规范或概念，由此对立法所颁布的材料进行认识论重构，形成科学意义上的法律体系。

所不同者，只是各个时期对这些命题或原理之权威的来源在理解上并不相同。前者意味着不动产登记簿制度所记载的事项被推定正确，但可通过反证被推翻。

[45]See Jeremy Waldron, Is the Rule of Law 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 (in Florida)?,21 Law and Philosophy 137-164(2002). [46]See Antonin Scalia, 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56 U.C.L.R.1175-1181(1989). [47]参见[美]布雷恩•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就空间维度而言，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法治时间坐标轴上始终处于追赶者的地位，往往追求融入世界规则，从而丧失了法律体系融贯化的中国知识，造成融贯化的中国场景的缺位。